文｜晏文龙
最近，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种“工作转包”现象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职场人士把手头上的工作委托别人来完成，再给接单的人支付一定报酬。在网络上，还有人调侃说，“租个大学生来替我打工”。
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几类“工作转包”内容，包括代写文案、代做PPT、代做海报、调整格式等。从这些内容来看，打工人将工作转包不为别的，就图一个省心，比如，文案改了又改，干脆找个外包去改，自己只负责传话；再比如，大学也没一门课专门教PPT怎么做，干脆花个几十块钱在民间找个熟手。这样一来，对打工人也算是“花小钱办大事”。
值得思考的是，从事什么岗位的人将什么样的工作转包，这将直接影响人们对转包工作的价值评价。比如，对于一名职业记者，人们会因为他将采访、写作工作转包出去而愤怒，但却不会因为他将年终总结转包出去而生气。其背后突出的是职业身份与职业行为的一致性，社会对“本职工作”有着要求和底线，对本职工作进行转包，关乎职业道德，而对非本职工作进行转包，虽然也关于“职业道德”，但听上去似乎也并没有那么不道德。就像旷工和“摸鱼”，人们对后者的宽容度会高很多。
现在的工作环境中，于员工和老板而言存在着两套对“本职工作”的定义。在员工那里，认为把岗位要求的工作完成就是本职工作，在老板那里，对劳动者的所有要求都算他的本职工作。因此，本职工作和其他工作或多或少会出现交叉，或者说有些活干的人多了，就成了本职工作。由于人力考核的需要，衍生出员工周报、月报、季报、年报等内容，可频繁的工作报告反而导致了各种A4雕花的面子工程；由于商业交易的需要，衍生出PPT制作、海报制作、新媒体制作等内容，可一旦商业投入跟不上业务需要，就会导致新增的非对口工作压在了原岗位员工头上。这恐怕是一些人将工作转包的重要原因。
传统的工作观常带有多干是福的倾向，认为劳动者多干一点、多学一点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将使自己受益。这套鸡血式的传统要求在年轻人那里很容易被归结于一种职场PUA，比如，从收入匹配角度看，拿多少钱干多大事；从劳动者权益角度看，既然争取加班费如此困难，倒不如将工作转包以获得喘息。
应该看到的是，有人将“工作”定义为事业，也有人将工作定义为“活儿”，对后者而言，将“杂活儿”扔到社会上技能对口的人手里，未尝不是一种共赢。毕竟，领导最终要的也是成果。
不过，现如今AI的进化速度日新月异，将工作转包也将遇到必要性和接单人职业素养的考验。如一项工作用AI就能生成，则不必再另外请人处理繁琐工作。更何况，你该如何知晓接单人产出的东西不是用AI生成的？虽说将工作转包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成果，但如果告诉你这个成果源自AI的大部分努力，劳动者对它的支付意愿也会随之降低。
要注意的是，抛开转包工作的职业道德性不谈，在法律上，它的风险性是一致的。最主要的风险是，这种模式可能泄露商业秘密。由于双方是一种私下的松散关系，在实际交易中，也仅会就价格、交付时间、工作要求作简要约定，一旦商业秘密泄露并引发追责程序，有很大概率由转包出工作的劳动者承担责任。届时，不仅工作可能不保，还可能承担单位遭受的损失。
总之，对于打工人来说，还是应该非必要不转包工作，如果实在要转包，也要做好材料审核，避免为“摸小鱼”而“毁大事”。(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)
【编辑:房家梁】
